第三，倡言实学。《昆虫草木略》序云：“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宗，至于实学，则置而不问。孔子之时，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无所识之辞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辞也。”[51]他把“实学”与“无识”的区别，提到了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实则是针对当时一味“穷理尽性”的学风而言。在这个问题上，郑樵已走到了重视理论同实践相结合之真理认识的边缘。他说：“大抵儒生家多不识田野之物，农圃人又不识《诗》、《书》之旨，二者无由参合，遂使鸟兽草木之学不传。”为改变这种状况，郑樵自谓：“少好读书，无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慕弘景心。结茅夹漈山中，与田夫野老往来，与夜鹤晓猿杂处，不问飞潜动植，皆欲究其情性。”他的《昆虫草木略》就是在参考前人成果而结合实际考察的基础上写成的。他写《天文略》，也注重做实际观察。自谓曾得隋丹元子《步天歌》而诵之，“时素秋无月，清天如水，长诵一句，凝目一星。不三数夜，一天星斗尽在胸中矣”[52]。这写出了一幅黑夜观星的图画，也写出了作者的实学精神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