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论性，是主张程、朱的“性即理”说，以它反对陆子的“心即理”说，又反对王子的“良知即天理”说。他以陆子的“心即理”是不知性为何物，王子的“良知即天理”是误解了良知。孟子所谓良知是不学而知的一种知觉，即近世本能之知，非良善之知，若谓良知是良善的知觉即天理，那就错了。且孟子所谓“爱亲敬长”的“爱敬”二字即天理，“知爱其亲，知敬其长”的两“知”字是不虑而知的良知。天理是体，良知是用，以良知即天理，是以用为体，实在是大错。[9]况知只有一种，知恻隐羞恶与知视听言动同是心的妙用，若以前者为天理之良知，后者为知觉，别知为二，更是错误。[10]他以为陆、王所讲的都是心学，即虚灵明觉的一点，他们只求到虚灵明觉而止，以为明心可以见性，不必别用工夫。这种顿悟的直觉的学问，当然是程、朱学者所反对的，所以罗氏为学，费尽思考之功，平日教人亦重思考一方面。他以为一切学问知识由直觉而得的很少，由思考而得的特多，除了圣人生知安行以外，没有不经过困知勉行而能够成功的。所以他说：“夫不思而得，乃圣人分上事。所谓生而知之者，事者之所及哉？苟学而不思，此理终无由而得。凡其当如此自如此者，虽或有出于灵觉之妙，而轻重长短类皆无所取中，非过焉斯不及矣。”（《困知记》）又说：“良心发现乃感应自然之机，所谓天下之至神者固无侍于思也。然欲其一一中节，非思不可，研几工夫，正在此处。”（《答允恕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