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把自己的侵略触角从东南沿海伸向中国的内地和北方，大大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陷于内外交困中的清王朝为了自救，不得不举办洋务事项，包括开办近代军用、民用企业，创设新式学堂，翻译西书，训练新式海军，把“师夷长技”的主张付诸行动。伴随着这类行动的是“器惟其新，道惟其旧”的指导思想，后来有人把这种思想概括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儒学一统说到“中体西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晚清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在“中体西用”的文化结构中，作为传统文化的“中学”虽然处于“体”的地位，起着主导和支配性的作用，但这个“体”并不排斥作为“用”的“西学”，而给“西学”以一席之地，这就为西方文化在中国的植根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洋务运动时期对西方科技知识的吸收，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表层发生的新变化，中西文化在较低的层次开始进行融合。在“西学为用”的影响下，西方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引进渐成潮流，也对社会缓慢地发生了作用，尤其对传统文化造成了冲击。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中国内部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新兴资产阶级，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层变化和中西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准备了内在的条件。然而，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弊端累累，积重难返，绝不是仅习西方技艺就可包治百病的。在此期间，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英、俄觊觎边疆，日本侵略台湾，然后是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这一切迫使国人作更为深刻的反思，开始认识到改变封建制度的必要性，从而把启蒙推进到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