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曰：诸葛冠代奇才，志图中夏，非宣帝（按指司马懿）之雄谋妙算，其孰能当斯勍敌者乎？
先生曰：宣帝起自书生，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文武之略，实有可称。然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至如示谬言于李胜，委鞠狱于何晏，愧心负理，岂君子之所为？以此伪情，形之万物！若使力均势敌，俱会中原，以仲达之奸谋，当孔明之节制，恐非俦也。[204]
虞世南一方面肯定了司马懿“参赞帝业，济时定难，克清王道”的“文武之略”。另一方面尖锐地指出他“多仗阴谋，不由仁义，猜忌诡状，盈诸襟抱”，及其种种“愧心负理”的行为。而诸葛亮在功业上的局限，是因为蜀国与魏国相比，并不具备“力均势敌”的条件，否则，“孔明之节制”当会战胜“仲达之奸谋”。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而已。后来唐太宗评论司马懿，一方面说他“文以缵治，武以棱威”，另一方面说他“饰忠于已诈之心”，“前忠而后乱”，“欺伪以成功”[205]。这跟虞世南的评论是一致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史家对司马懿的评价，是注意到把历史评价标准和道德评价标准区别开来的，即肯定他在历史上的功业，而批评他在德行上的奸诈。同时，我们也清晰地看到，史家对司马懿的评价，又是注意到使历史评价与道德评价相结合而展开的，即不因其德行的奸诈而否认其功业的成就，也不因其有功业上的成就而讳言其德行上的奸诈，从而做到了对一个人作全面的评价。这是史学家所作出的第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