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遭此冷遇，社教社依然热情未减，积极分函电影教育机关应社教机关教学之用[115]。1934年8月，社教社第三届年会，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张炯、顾良杰、钟灵秀、郭莲峰、彭百川等人联合理事陈剑修，联名提交了“拟由本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通力合作实施电影教育案”，统计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上海市1933年10月至1934年6月间放映教育电影次数，总计在968所学校映演了1316场次，观众人数达542852人：“……观众如此踊跃，可观一般青年对于教育电影之兴趣。迩来各地社会教育机关，亦加注意，相率采用教育电影，以为其中心工作之一，成效尚有可观。惟多各自为政，缺乏整个的与联合的计划。复以经济人才关系，自制教育电影片为数无几，不敷应用。虽有外国制造之教育影片可资观摩，然多嫌不合我国国情，介绍推行，欲益反损，究非治本之方”，要在训政期间完成失学民众补习教育，社会教育为最切要途径，“而电影教育，似为社会教育中收效最速之一种，自应集合群策群力，共谋推进，兹拟建设由本社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通力合作，实施教育电影”，建议双方共同筹集巨款经费，向社会征集良好电影剧本，自制影片或委托有名影片公司摄制，给予国内电影制片公司补助以资奖励，并函请各省市教育厅局指定本省各地方规模较大的民众教育馆或其他民教机关组织电影巡回队，遍及偏僻乡村，启迪民智而广流传。[116]从该提案行文风格看，似应是彭百川主笔。该届年会，福建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谢大祉、高维昌，同时递交了“积极利用电影教育以增社教效益案”“积极提倡教育电影”提案，大会提案审查委员会决定三案合一，通过决议：“积极提倡教育电影，以期增进社会教育效率案”。通过办法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