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文干案哄传一时，对北京政治生态造成颇大影响与冲击。罗案内情如何姑不论，但罗身为内阁总长，在国会起哄之下，由大总统直接下令逮捕，确乎违反“法律程序”。究其实质，则为直系保、洛两派借罗案而斗法，所谓法律的意义其实并不重要。罗案结果，保派虽获胜利，推倒了王宠惠内阁，但直系的内部矛盾因此而加剧，并公诸社会及舆论，于直系维护自身地位并非有利。据称，吴佩孚对曹锟屈服后，“宴客酒醉，谈忠诚不见谅处慷慨泣下，合座皆悲酸”。吴佩孚之智囊白坚武感叹曰：“津方宵小以排吴使，不惜种种陷诬破坏，取保方见信仇敌之集于各方者，亦复币重言甘以为饵，恶货驱逐良币，斯真军阀末路之现象也。”而军阀在罗案中表现之强横更引起社会的反感，吴佩孚个人原有之“清誉”亦因此而颇受影响。史家李剑农评为：“在罗案发生以前，有一部分人，觉得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所以和他表同情。自罗案发生以后，吴佩孚为保持直系整个势力的缘故，一意将顺津保派，忍心地望着一班狐狸豺虎的横行；忘却曹锟的势力全在自身，自身的潜势力全在一部分舆论的同情，甘愿曹锟将此一部分舆论的同情毁去，想专用武力来捣乱南方，制服奉系。他的失败，不必等到第二次奉直战争，在他将顺津保派肆行无忌的时候，已经决定了。”罗文干案对北京政治生态的另一冲击是，黎元洪因为在罗案中未能顺从洛派，尤其是吴佩孚的意见，遭致吴佩孚及洛派的不满，使其失去了洛派原本即不坚定的支持，当其后保派为使曹锟出任总统而掀起驱黎风潮时，洛派不愿施以援手而作壁上观，黎元洪的政治生命亦因此而大受影响。罗文干案对北京政治生态的又一影响是：王宠惠内阁以“好人政府”而闻名，然这些所谓好人在军阀强横政治的干涉下不仅做不成什么“好事”，且自己的政治地位尚不能保于朝夕之间，从而也断了“好人”从政为国谋政的念头，于此表明北京政府不能经由政治精英的体制内运作而实现稳定运转，只能经由军阀纷争而致社会失态，最终以革命收拾北京政治混乱的残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