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纵观文立在晋国仕途如此顺遂的背后，还是有脉络可寻的。他首先是拥有一位能在晋国仕途上对他带来莫大助力的“好老师”：谯周。谯周当年劝说刘禅归顺司马氏，可谓“通达时务”，司马氏自然也对他这一份效忠之诚投桃报李—《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记载：
时晋文王（指司马昭）为魏相国，以（谯）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
谯周本人在蜀中曾任“典学从事”“总州之学者”（摘自《三国志·蜀书·谯周传》），又被陈寿誉为“词理渊通，为世硕儒，有董（指董钟舒）、扬（指扬雄）之规”，影响力颇大。而文立正是他门下首徒。《晋书·文立传》记载：
（文立）师事谯周，门人以（文）立为颜回。陈寿、李虔为游夏，罗宪为子贡。
有了这样一层师门渊源，司马氏对文立自会青睐有加。
文立对他这位师父的“资源”开发十分到位。他师父谯周是以“顺天应运”而扬名中原的。文立利用这一点，将谯周刻意“神化”以彰显自己的价值。《三国志·蜀书·谯周传》记载：
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夏，巴郡文立从洛阳还蜀，过见（谯）周。（谯）周语次，因书版示（文）立曰：“典午忽兮，月酉没兮。”典午者谓司马也，月酉者谓八月也，至八月而文王（指司马昭）果崩。
初一看，我们会十分佩服谯周的“未卜先知”，认为他有如“神人”。然而细细一想，这则故事却十分蹊跷：谯周本人从未见过司马昭，怎会突然想起给远在洛阳的司马昭“算命”？他“算人之死”，于常人尚且有犯忌讳，何况是司马昭？而且，他为什么还要留下手笔刻意炫示于人？笔者以为，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文立本人于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夏天在洛阳亲眼观察过司马昭，感到他的气色并不太好，于是返回汉中与师父谯周相见，二人约定联手上演一幕“大戏”给司马氏君臣好好看一看。他让师父谯周装作口齿不清，然后写下“典午忽兮，月□没兮”的“预言”，这个“月□”，可能是“月酉”，可能是“月戌”，也可能是“月亥”，然后待时而奏。果然，司马昭在当年八月病逝，文立就马上呈进谯周“典午忽兮，月酉没兮”这段“谶言”，便有了“先见之明”的美誉。而司马昭身为盖世之雄“应运而逝”，亦被魏国上下视为“天命奇谭”，反而不为犯忌。最巧妙的是文立还留了后招：让谯周装聋作哑，如果晋廷认为此举犯忌而来追问，谯周则以“哑”而塞责，让人抓不到把柄；如果晋廷认为此举不犯忌而反有赏，那么文立就可以站出来宣传师父谯周的“奉天知命”“未卜先知”，从而使谯周和他二人大获其利。幸好，以司马炎为首的晋室高层集团也需要用谯周师徒编造的这段“谶言”来神化司马昭为“天定之雄”“命世之英”。所以，司马氏集团对此大加炫扬，为未来以晋代魏大做舆论铺垫。而文立和谯周自然也是“造神”有功之臣，引起了司马炎的高度重视。他这一表态认可，谯周的“失语”之症就突然痊愈了，还和前来探病的陈寿畅谈无阻，以“孔子再世”而自命，并一直安安稳稳地活到了晋室泰始六年（公元270年）之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