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普森等人倾向于“一国社会主义”的思想，倡导一种“民族的社会主义”优先原则。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理论的贫困》和《18世纪的英国社会：没有阶级的阶级斗争》等著作和文章中，强调民族社会主义的优先性，并以英国为界标，探讨了18世纪末和19世纪早期英国的历史、社会、文化与政治，讴歌了英国的革命精神，赞颂了英国的文化传统，肯定了英国的人民大众，认为英国能够凭借自身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
汤普森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的情怀，他公开宣称其理论资源来自本民族，“假如我还诚实的话，这就是我的识别力，远离了马克思、维科和一些欧洲小说家，我最亲密的万神庙将是地方性的茶会：英国人和盎格鲁——爱尔兰人的聚会，谈到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我首先想到的是米尔顿；谈到人的非人性，我想到了斯威夫特；探讨道德和革命，我的脑海中远离了华兹华斯的孤寂；谈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自我运动和创造运动，我便立即回到了威廉·莫里斯。”①同时，汤普森认为，与其他民族相比，英国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具有一种优越于美国和法国等其他国家的理智传统，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人本主义思想的形成，也有助于英国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和转变，而无需求助于他国文化。“首次我们的人民将感到他们有能力影响世界性的事件……每一点都表明，英国作为一个国家最适宜采取这一主动，它也许会像打扑克那样成功降低整个权力疯狂的体系。”②或者更具决定性的是，英国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将有利于实施这一转变，“也许由于我们的知识，这一转变的关键也扔向了英国方面，并且世界不耐烦地期待我们开启这把锁。这一社会主义人本主义界定的条件位于各个方面。我们自己的理智传统开始满足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环境是有利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