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说来，中国古代史家讲历史理论都不脱离讲历史事实。追本溯源，孔子开其端绪，又经司马迁加以发展，形成了这种风格。就《史记》来说，从全局看，司马迁所关注的历史理论问题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他对这个重大历史理论问题的揭示，是通过“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29]来实现的。从局部看，司马迁作十表，而于诸表序文中阐述对历史进程的认识；他作《秦始皇本纪》，而借用贾谊《过秦论》分析秦朝兴亡的历史原因；他作《平准书》《货殖列传》，而在相关序文中揭示出经济生活的重要和贫富悬殊的社会现象，并由此窥见社会历史变动的法则；他作《儒林列传》，而在序文中阐明了思想文化的重要性，等等。凡此，说明司马迁的历史理论都是在叙述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不是他所说的“空言”。其后，班固、荀悦、陈寿、范晔、魏徵、杜佑、司马光、范祖禹、王夫之、赵翼等人，在历史理论上多有成就，而他们的风格，都是从司马迁那里继承下来的，并各有特色。
唐代史家刘知幾认为史论的作用只是“辩疑惑，释凝滞”[30]，这就把史论的意义和价值看得过于狭隘了。其实，许多史家对史论的认识是极明确的。《汉书》的史论，反映了班彪、班固父子的历史观及其与司马迁的异同；范晔《后汉书》的史论反映了作者的功力和见识，自谓其“有精意深旨”，有些史论“往往不减《过秦篇》”[31]；唐初众史家撰梁、陈、齐、周、隋“五代史”时，魏徵撰《隋书》史论和梁、陈、北齐三书总论，表明当时史家对史论的高度重视；杜佑《通典》史论有多样的形式，包含序、论、说、议、评等和丰富而深刻的内容，作者对说、议、评还做了清晰的区别和解释，反映了作者严谨的态度[32]；司马光主编《资治通鉴》，其“臣光曰”意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这些，都表明历代史家对史论的重视，而史论的作用和价值也不仅仅是“辩疑惑，释凝滞”。同时，还应当看到，史家的史论在社会生活中也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南朝萧统编《文选》，其中设“史论”一目，认为史书论赞“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33]，有广泛流传的价值。上文论到宋人编纂《文苑英华》，也设有“史论”一目。这都表明，“史论”作为史书的一部分，确有非常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