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3年举办的布鲁塞尔会议上，布洛赫首次踏足国际舞台。斯特拉斯堡大学派出了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布洛赫展示了在君权神圣及封建主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听众则是一群资深的中世纪研究专家。不出所料，他还参加了有关历史主题和方法论的热烈讨论，驳斥了同僚们对“源头”的坚持，认为当手头材料不足以阐明某一术语比如“封地”(“fief”)的意义时，有头脑的历史学家需要从公认的封建主义时期出发，向前回溯，直至能力可及之范围。②布洛赫的这次参会标志着其身份的转变，即从巴黎的研究员转变为斯特拉斯堡的学者。
斯特拉斯堡坐拥莱茵河中心之地利、思维活跃的教员之人和，还有丰富的图书馆资源，是一个优越的工作环境。然而，布洛赫频繁地往返各地做研究、参会和办讲座。布洛赫热爱旅行。他热衷于搜集第一手的文献和资料。他也喜欢会见学者，频频地与历史学家、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员通信。虽然布洛赫只是一个省级地方学校的教员，但他很早便意识到国际交流和历史学家互相合作的重要性。
布洛赫的研究有几大鲜明的特征。与一些同行不同，他反对浮于表面的现实考量，拒绝“将克洛维斯(Clovis)或查理大帝简单地引入到当今欧洲的争论中”,也很反感模仿学究们在羊皮纸上定夺所有民族命运的行为。①他反对体系的奠基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和H.G.威尔斯(H.G.Wells),也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包罗万象的解释。一切形式的决定论和华而不实的理论，都为他所不容：“大自然千变万化，本该对应着人类情感与理智的纷繁复杂。”②布洛赫认可涂尔干的研究，并高度赞赏其后继者让《社会学年鉴》(Ammée So-ciologique)复生。虽然布洛赫是历史学家而非年鉴学家，但他坚信因时而变的维度，强调细微的变异与难以预测的缺口，也赞成同辈历史学家推崇备至的表层裂变(surface ruptures)思想。③布洛赫认为，对于任何问题，历史学家的责任都在于理解，而不是去评判研究对象。①实事求是的工匠，能超越日常生活中的浅薄、平庸和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