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作家重视读者的作用，与我们的文化传统有关。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不同，中国古代文化强调“众人”的相互作用。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民间谚语则说：“三个臭皮匠，凑成个诸葛亮。”这种“和而不同”为核心的文化思想折射到文学活动问题上，则认为“诗人”不是至上的，诗人必须寻找读者，寻找“知音”般的读者。诗人与读者是处于潜对话状态。所谓“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刘勰《文心雕龙·知音》）有的诗人怕读者看不懂自己的诗，不惜去征询读者的意见。希望读者解读自己的诗，是文学家的最大愿望。中国古代诗人很少有西方某些诗人那种“傲慢”，那些“傲慢”的诗人根本不把读者看在眼里，甚至说我的诗只有一个读者，那就是我自己。正是中国的“和而不同”的文化，促使中国古代重视读者的作用，重视不同的人都可以己之意去理解作品，重视对作者的相同或不同的解读。
我们没有理由妄自菲薄，但是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前人的精深精辟之论和批评实践，例如孟子的“以意逆志”说，为什么永远作为思想“幼芽”存在着，而不能生根、开花、结果，发展成繁茂的理论之树？
[1] 《墨子·公孟》，孙诒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4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