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寿撰写南北史时，是拟司马迁《史记》而作，也就是说要贯穿一种通史精神。这种通史精神是隋唐政治大一统观念在史学中的反映。南北朝时期，南北分隔，在史书中也充斥着褊狭的正统观念与华夷之别观念。进入隋唐时期，政治上的大统一，也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这就要求史家们必须重新审视南北朝的历史，在修史时，应从全国统一、天下一家的观点出发，通观全局，总揽南北，平等地对待南北诸王朝。用通史体裁分撰《南史》、《北史》，正是现实对史学提出的新要求。
在具体写作方法上，李延寿主要是利用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魏收《魏书》和唐修“五代史”这8部正史，用抄录、连缀的方法，重新编次，“除其冗长，捃其菁华”，同时还参考了正史以外的各种杂史小说一千余卷，用以“鸠聚遗逸，以广异闻”[54]，并订正“八书”中的错误。重新改作后的“南、北史”，与“八书”相比，它的主要成就在于：第一，体例统一，叙事条贯，节省篇幅。改编之后，南、北朝诸帝本纪前后相接，历史发展脉络清晰；列传在删去许多重复立传的同时，还删节了许多大臣奏议、文人诗文等芜词。这样就大大压缩了篇幅，“八书”总共566卷，而“南、北二史”仅180卷，约占原书卷数的1／3，字数的1／2。[55]所以宋人在编《新唐书》时，称赞“二史”“颇有条理，删落酿词，过本书甚远”[56]。大史学家司马光也认为“二史”“叙事简径”，“无烦冗芜秽之辞”，“陈寿之后，惟延寿可以亚之”[57]。所以，《南史》和《北史》更便于读者了解南北朝政治演变的轨迹，阅读起来省时省力。第二，“二史”不仅仅是简单地“抄撮”八代史，而且还于“八书”多有增补修正。据赵翼的研究，《南史》对《宋书》删除较多，特别是许多文章删掉了；对于《南齐书》则增添了不少事实，补充了资料；对于《梁书》有删节，也有增补；对于《陈书》则无大增删。《北史》于北魏部分全取材于《魏书》，但删节较多；对于《周书》、《齐书》增删不多，对于《隋书》则几乎全用旧文[58]。“二史”订正“八书”的地方，一是纠正旧史在朝代更替之际的一些曲笔、回护之辞；二是辨正了旧史记载中的史实错误。正因为“南、北史”有这样一些优点，所以“自南北史行而八书俱微，诵习者鲜，故愈久而阙佚愈甚”[59]，到了宋朝，反要以“南、北史”来填补《魏书》、《周书》、《北齐书》的残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