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传教事业的领袖圣父命令：中国各教区的主教们，要组织和发展天主教的行动，以使男女天主教徒，特别是可爱的青年教徒，通过祈祷、良善的语言和工作，对和平、社会幸福作出应有的贡献，把福音的神圣而有益的原理常使人们知道，使中国更加伟大，并协助主教和神甫们传播基督的恩泽，用基督的慈善事业增进个人和社会的福利……[44]
天主教会对蒋介石的支持和其“中国化”的政策，也确实换来了蒋对教会的重视和保护。考虑到民国兵荒马乱的现实，这种保护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当时，军队占驻寺院和道观是很常见的现象，而教堂因为有国民政府明令禁止驻军，严禁军队骚扰，教会的财产和日常教务活动都基本能得到保证。
二、新教及其“本色教会”
新教教会在华教务策略的转变，始于1922年新教各差会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基督教大会”，大会提出了“本色教会”的主张，对其含义，大会的宣言作了阐释，“我们对于西来的古传、仪式、组织、倘若不事批评，专作大体的抄袭，卑鄙的摹仿，实在不利于中华基督教永久实在的建设……吾中华信徒应用谨慎的研究，放胆的试验，自己删定教会的礼节和仪式，教会的组织和系统以及教会布道及推广的方法。务求一切都能辅导现在的教会，成为中国本色的教会”。[45]在这一策略指导下，“本色教会”的倡导者们，如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的诚静怡等人主张基督教由中国人“自养”、“自治”、“自传”，要使中国基督教从形式、人事、思想上逐步实现中国化，一方面发挥中国信徒的作用，使其担负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消除掉基督教是洋教的恶名。他们建议盖中国建筑式样的教堂，也过中国的传统节日，用中国民族曲调唱赞美诗，采用适合中国国情的婚丧礼仪，培养中国籍主教神甫等。他们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中国出现了民族化的教堂建筑、宗教绘画、宗教音乐、宗教仪式。各教会大学的校长也换成了中国人。基督教学者赵紫宸、吴雷川、韦卓民等人还撰写出版了论述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关系的著作，力图沟通基督教文化与儒家文化，使二者相融合。但由于事实上教会的利益与外国在华的整体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列强在华利益既不能由中国人“自有”，其教会也就不可能让中国人真正自主，因此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教会始终未实现“三自”目标，基督教也未摆脱洋教之名。